导言

    文化总是国家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的一系列价值与观念的集合，而且是促进国计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文化资源对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创造、应用与发展是相当成功的，而这一点是其它国家和地区所不能匹敌的。当人们思考“五技”（礼、乐、射、御、数）和“四艺”（琴、棋、书、画）的时候，对于艺术主题的不同诠释重视和日常生活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过去，普通人的文化素质也总是多样化的和令人兴奋的，即使每个人的熟练和复杂程度是不同的。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西方文明与文化冲击的到来，中国人在现代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不断地尝试着更新与重建她的传统文化。下述便是她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对于西方的反应根植于中国人尝试“西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后是“现代化”（20世纪下半叶）的努力以及过去几年来对于“全球化”挑战的响应（Schwartz 1964）。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经济特区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根据这些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评估过去两个世纪的“西化”（westernization）、“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努力？这便是本文的主旨。

 全球化的理论反思

    关于西化的讨论与争论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在更小的程度上，它已经演变成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与争论。而那些研究宏观历史发展的学者们的最新关注点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相关问题，他们倡导用“多元现代性”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Sachsenmeier, Riedl & Eisenstadt, 2002)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的不断发展的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更多的争论和分析正在转向“全球化”。2002年9月10日，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工会会议（Trade Unions Congress）上曾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全球化”。这便是Roger Cartwright在他的最近的关于商业全球化研究著作中的开篇引言。(Cartwright 2004) 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了Ellwood总结的全球化的经济定义，“（全球化）是一个描述古老进程的新词汇：它是指开始于五个世纪之前的欧洲殖民时代发端以来的全球经济整合进程。但是，这个进程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随着计算器技术的爆炸式发展，贸易壁垒的消除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展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提升而大大加速了。”(Cartwright 2004：1) 很明显，全球化不仅仅只包括经济和国际商业，这只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部分。即使Cartwright承认这种批评和保护全球化(Cartwright 2004: 68-83)，不过他并没有把全球化进程的整体评估放在一个更为全面的视野中，没有充分地考虑经济领域发展中相互关联与互动的不同面向。在文化领域，他借用了被频繁引用的“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 act local）来简单地阐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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